伏爾泰藝文沙龍 • 西洋古董古美術

(1968五月學運)

許多西歐國家的字典裏，都收有「六八世代」這個字(法文是soixante-huitard)，一位我們新近認識的朋友，就是位典型六八世代的法國人，但這個故事要往後十年講起。

1978年，中美建交的前一年，美帝仍是中國的主要敵人之一，「北京外語學院」裏學習中文的各國人士中，美國人被迫缺席，本故事的主角，就靠著美國媒體私下給予的獎學金，抵達北京學中文。

「飛機降落時，機門一開，北京的冬天好冷，但我特別感動。」近三十年後，快六十歲的她，仍講一口標準的中國式中文。

我們置身她的書房，毫不覺得是在歐洲，這裏是一派中國模樣，從清代式樣的桌椅、水墨掛畫到林林種種中文書籍，裏面有紙質極差的《家》(巴金)，也有最新出版的《中國新字彙中法字典》，櫃底還有一本本以中國為專題的各式法文雜誌，蒐集時間至少有十年；但是，中國對她而言，不僅是一種異文化上的吸引力，更是政治信仰的歸宿。

「那個時候，我就在想，如果可以跟一個中國年輕人結婚，那該有多好。」她真心期盼成為一位真正的中國人，並在這個共產國度終老；我翻開她當年的生活相片，不要說衣著了，就連蹲著、坐著的舉止，都與相片中其他真正的中國人無異，任誰看了都會不禁宛爾；她甚至早上三點起床，與中國人民一起排隊買東西。

尚且無法進入中國之前，毛主席的過逝，即讓她哭得地動天搖，彼時，她身處於兩蔣時代的島嶼，在那裏學習中文。

「那…那個時候，台灣對您們這個世代是什麼?」我好奇一問。

「一邊是共產中國，一邊是法西斯中國。」對他們而言，就是天堂與地獄之別的意思。

《自由中國》在法西斯中國出版。

由於進入北京時已有中文基礎，在各國學生裏，她很快成為大家的頭頭，連校長都要召見她，要她帶動校園的活潑氣氛，辦場中外學生聯合舞會。

「那是一場很好笑的舞會，在體育館裏面，一邊全部坐的是學校的老師與官員，一邊坐的是學生，一邊坐的是我們，音樂開始好久，都沒有人敢亂動。」

於是她走向中國學生的那一邊，邀請他們入舞池，打開了僵局，但很不幸地，這同時也漸漸打開中國對她一生難以言說的龐大陰影。

這樣的舞會變成常態，成為每週例行的活動，而且在舞會當中，她的確認識了一位清華學生小章，相交甚篤；但歌舞昇平的外頭，中國政治環境正產生決定性變化，當時毛澤東早死，接班的華國鋒解決了四人幫，但民間冒出來的掙民主、掙自由的運動(「北京之春」、「民主牆」)，對之產生了壓力，而這股壓力卻也成為鄧小平取代相對保守華國鋒之助力。

(西單牆)

「北京之春最早開始的，不是魏京生，他不是第一個，也不是中國學生，是我們這群外國學生。」她下了一個歷史學家都會吃驚的結論。不過，他們的確因緣際會，結識了第一代中國的異議學生；不過，這群原本嚮往共產中國的各國籍學生，有些之後就在駐中國大使館工作，六四天安門事件後，這些人就成了援救新一代異議學生的主力之一。

1979年2月，鄧小平副總理訪美回來，正式鞏固了其權力，不久開始打壓民主牆，北京之春驟轉寒，故事主角所例行舉辦的舞會，也被迫結束。

「那一天晚上，跟我們一起正在跳舞的三十五位中國學生，有男有女，都被警察帶走。」

這些人隔天並沒有回到學校，故事主角跑去質問校長，校長唯唯諾諾回答：「這些人因為考試做弊，所以不能回來唸書了。」

由於之後持續找不到小章，她漸漸才清楚，並不是「不能回來唸書」，而是小章從人間蒸發了；這使得「尋找小章」的工作，之後仍延續了十幾年，她不在中國的時間，就委託赴中國工作的法國人探聽。

「是我害了他。」這句話，就像她吐出口的煙，微微地上昇，卻不離去，糢糊了她的面孔。

過幾年，法國左派執政，她曾代表密特朗政府至中國工作，接待他的中國官員，無頭無腦出口便說：「當年妳在中國認識的那些中國人，真的很壞。」漸漸她也才清楚，當時早已被鎖定與跟蹤，連帶與她有來往的小章與小章的朋友，也全被跟蹤；其中有一天在大餐廳裏，小章把他的「紅衛兵日記」送給了她，她認為這是小章「人間蒸發」最關鍵的原因。

「那一本日記現在在哪?」我問道。

也許是無意再見到它，她僅表示在家裏某個地方，收藏著。

「那妳對中國呢?當年那個夢想?」

「當然，我們錯了。」她倒很輕鬆地說出：「錯了就要承認，錯了就要改。」

接著，她從書架取下一本法文書，作者是她的好友，是當年在北京的語言班同學，同樣是六八世代、同樣是對共產中國嚮往者、同樣是幻滅者，「這本書送你拿回去唸吧。」她說。

我打開一看，作者在《序》裏的第一行寫著：「1996年是個永遠無法令法國人忘記的一年，也是我選擇在這一年出版這本書的理由，我們法蘭西共和國，在這一年，居然為六四屠夫李鵬鋪上紅地毯，歡迎他的來訪…」

(1968五月學運，法國)

某些六八世代對於中國的愛恨情仇仍持續燃燒著，他們曾經比中國人更熱愛中國，比中國共產黨更熱愛共產主義，而中國給他們的回報，卻是深烙在生命經驗中的巨大陰影，為了這個陰影，今日他們更要振臂疾呼，更要高唱理想性，更要延續他們六八學運中的堅持，並投射入中國。

（對二代西方人，毛澤東的符號意義差距大矣）。

但是，談論起當今中國，大家雙眼亮起「錢！錢！錢！」，誰會去注意這群人高唱的論調呢？過去的理想性讓他們受迷思所陷，「我們錯了」可是用生命才換回來的真相；而現在的理想性，卻讓他們遠離言論市場核心，扮演與潮流走向相反的「中國通」；綜觀其前後，只能說，這是中國戲弄法國良心知識份子的一場大悲劇，可嘆，可嘆。